#第五节 收权事件突然发生

9月20日(八月初五),内务府挡案披露:

令侍卫内大臣为知照事。八月初五日由内奏事口传,奉旨:朕于明日办事毕,由勤政殿檐前乘轿出德昌门……至中和殿阅视祝版,毕,乘轿由后左门进乾清门,换轿至圣人前拈香,毕,乘轿出乾清门……还瀛台。更衣,用膳,召见,毕,诣皇太后前请安、侍膳,毕,还瀛台。卯初二刻伺候。(25)

当时晚宫习俗,一天只吃两顿正餐。早餐一般是卯时(时至7时),晚餐是酉时(17时至19时)。正餐之外,还有酒膳和各种小吃。同日,《内务府来文》却发生了变化:“八月初五日,总管宋进禄等为前传本月初六日圣母皇太后还颐和园,今改为本月初十日还颐和园。”(26)《值宿档》也记载说:“由侍卫处询得初七日皇上办事后出西苑门……至社稷坛致祭,毕,仍由旧路还海。召见后,诣皇太后前请安、侍膳,毕,还瀛台。”(27)

由此可知,其一,初五日晚些时候,光绪帝已知道太后改变了初六返回颐和园的计划;其二,光绪并没有察觉到初六日慈禧要收回全部事权,所以,他正常安排了初六、初七的日程;其三,光绪是一个性情十分敏感的人,如果慈禧更改日程与剥夺全部事权有关,他不会没有感觉或反应,可见初六发生的戊戌事变是一个突发性事件。

9月21日(八月初六),宫中《穿戴挡》做了这样的记载:

(皇上)卯初外请至中和殿看阅视祝版,毕,至圣人前拈香,毕,还勤政殿。朝珠、金龙褂、带挎下来,更换寻常,见大人(指军机大臣)毕,还涵元殿。

《起居注》记载:

卯刻,上诣中和殿阅视祝版,诣圣人前拈香,毕,诣仪鸾殿慈禧太后前请安,驾还涵元殿。

军机处《早事》记载:“江宁藩司袁昶到京请安。……召见袁昶、徐寿朋、李征庸、冯汝骙、军机。”另据宫中《召见单》“外官”册记中,也写有“袁昶(江宁布政使),冯汝骙(四川顺庆府知府),李征庸(简放道)”(28)的名字。

上述史料,记载有详有略,大致可以看清光绪帝当天的行踪路线:卯初(早晨5时),他按照计划先到中和殿看阅视祝版、(29)拈香;到勤政殿分别召见军机大臣和袁昶、徐寿朋、李征庸、冯汝骙等人;到仪鸾殿向慈禧太后请安;最后返回涵元殿。

可见,初六日,光绪帝按照先“办事”、后请安的计划,于上午在勤政殿召见袁昶等人,然后,晚饭前(光绪不情愿与太后在一起,所以,请安时间不会太早,估计在下午五六点钟之间)去仪銮殿请安。

由此,可以做出以下两个版本的“大胆假设”:

其一,当天下午早些时候,作为从二品新官,袁昶又按照“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,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”的规定,前往仪鸾殿向太后谢恩。可以推测,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徽宁池太广道员,慈禧也可能随父亲在安徽生活过一段时间,所以,在袁昶前来谢恩时,慈禧可能念及旧情,与他多聊几句,袁昶是个爱国者,内心本来就反对“合邦”,所以,他很有可能顺便把从李提摩太那里听到的“隐情”说了出来。慈禧闻讯,岂能坐视不管?

对于洋人,慈禧的心情十分复杂,可以说,是既恨又怕,难以启齿:

1861年,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,她在丈夫咸丰帝的率领下,落荒逃到承德避暑山庄,结果,咸丰帝死在那里,一日之夜,27岁的她就成为寡妇;

1894年,她60岁大寿,日本又挑起甲午战争,割地赔款,闹得她很不开心。

现在,维新之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由弱变强,不再受洋人的欺负和控制,结果却适得其反,与英、美、日本“合邦”,不就等于让与英、美、日本明正言顺、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?

变法以来,光绪帝日益激进,一次次越过慈禧太后划定的“祖制”底线:罢免六堂官、任命军机四章京、动议剪辫、屡次提出重开懋勤殿、请洋鬼子作顾问……现在他又背着自己要与日、英、美“合邦”,借洋人的势力剥夺自己的权柄,这样的变法,慈禧岂能答应?

据黄鸿寿《清史记事本末》记:光绪帝阅毕出殿,即有侍卫、太监来,称奉太后命,将其引到太后处,太后责之曰:“汝之变法维新,本予所许,但不料汝昏昧糊涂,胆大妄为,一至于此。汝自五岁入宫,继立为帝,抚养成人,以至归政,予何负于汝?而汝无福承受大业,听人播弄,如木偶然。朝中亲贵重臣,无一爱戴汝者,皆请予训政,汉大臣中虽一、二阿顺汝者,予自有法治之。”(30)

丁韪良则回忆说:“皇帝的九五之尊得自太后,此次犯错,便扑倒在母后脚下,承认错误,恳请母后‘示儿如何治国’。”(31)

慈禧还指使手下,将勤政殿内的奏折全部收缴,送到仪鸾殿仔细审查。果然,当天的奏折中,就有宋伯鲁请与日、美、英合邦及保荐康有为的上奏:

昨闻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,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,道其来意,……拟联合中国、日本、美国及英国为合邦,……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,如大学士李鸿章者,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,与之商酌办法。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,必能转祸为福。”(32)

可以推论,是在袁昶的“告发”被确认之后,慈禧太后才下定了收回光绪全部事权的决心。

其二,也有史料说,初六日“均太后、皇上一同训话”。如果是这样,似乎也可以另行推测,在“太后、皇上一同训话”时,袁昶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“合邦”情报,当即点燃慈禧心中的怒火。

不管是上述哪一种情况,慈禧对于光绪与康有为背着自己与洋人“合邦”,都是不能容忍的。以袁昶的性格来看,他在关键时刻,也是能够仗义执言的。不久,在庚子事变中,作为太常寺卿(相当于外交部礼宾司长),他敢于在御前会议上,力言“拳术不可恃,外衅必不可开”,“杀公使,悖公法”,最后因言获罪,成为罹难的“五大臣”之一。

因此,初六日,慈禧太后才把庆王奕劻、端郡王载漪和军机大臣、御前大臣等叫到仪鸾殿,对光绪进行了初次审讯,收回全部事权,并宣布八月八日在勤政殿举行“训政”仪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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